記者：九個月前，德國宣布放棄
核電，仿佛壯士斷腕。九個月后，全世界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依舊為此爭論不休。爭論焦點漸趨明晰：放棄的勇氣和魄力固然可嘉，但問題是，放棄之后，該怎么辦？在您看來，德國棄核，具有怎樣的樣本意義？
諸大建：在核能這個問題上，不管德國是先烈，還是先驅，實際上，關于核能優劣的評價，一直存在著兩種比較極端的講法。一種就是所謂的“正方”。該方認為，經過多年的技術攻關，核能已經比較安全了，發展核能是沒有問題的。“反方”則認為，核能很危險，不確定性和風險都很大。如今，在科學上，要分別給這兩個判斷找出一些論據來都是沒有困難的。但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對核能的選擇，取決于一個國家的能源結構。
德國棄核真的是因為日本福島事故么？事實上，遠在此之前，德國已經對棄核制定了一個嚴格的時間表。而德國對核電持小心翼翼的態度，一直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的切爾諾貝利事件。確切地說，去年日本大地震后引發的核危機，不過是促使德國加快了步伐。根據德國原來的規劃，他們將在2030年前逐步關閉所有核電站。但如今，這個時間節點被提前到了2022年。
記者：現在，整個歐洲都在考慮到底要不要核能，但為何法國、英國的態度就與德國截然不同呢？
諸大建：對于核電的態度，并不取決于因為科學論證說，它足夠安全，我就要用，它不夠安全，我就選擇放棄。科學論證上的好與壞，只是我們評價核電的一個角度。最根本的，還是要看在一個國家的能源結構中，有多大的比重需要用到核電，以及你正處于怎樣的發展背景之下。對于法、英而言，核電在其能源結構中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要他們在短期內棄核，幾乎是不可能的。
多年來，德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里已經做了不少研究，所以它可以對棄核信心滿滿。在此期間，也可以從法國進口一點核電作為補充。在德國人的構想中，到2020年，把可再生能源提升到整個用能結構的30%以上，這其中是不包括核電的。也就是說，在他們未來的能源發展格局中，核是一個需要被替換掉的選項。
記者：從德國棄核，聯想到已在世界范圍內持續數年的“
新能源”浪潮，在2012年初看世界能源未來發展格局，我們能有怎樣的思考？
諸大建：關于未來世界的能源發展，有兩條思路一直是比較清晰的。一條是以可再生能源為主要替代選項的“能源替代思路”。這條路在2008年前后高調崛起，在這兩年卻有點蕭疏，多少也是說明了一點問題的。因為大家必須面對現實：要以新能源替代老能源，沒有十年、二十年的摸索與積累是不可能實現的。也就是說，雖然從長期來看，新能源是一個重要選項，但是在短期內，它無法起到一個主角的作用。新能源確實是“后天的曙光”，但不是明天馬上可以變成現實的、商業化的、民用的東西。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走極端說，那我們現在一點研發上的投入都不要。實驗室里的工作，關涉未來的競爭力。但我們一定要清楚，實驗室里的東西，跟可以變成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東西，是兩個概念。真正的能源戰略，是要同時看清楚、把握好三個落點：后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今天干什么。
接下來，就要回答，如果新能源暫時不行，我們靠什么？這就是第二條思路：以提高老能源的使用效率為核心宗旨的“能源效率思路”。就是說，同樣一份能源消耗，能不能通過技術改進，盡可能實現更多的產出。這不就節能了么？這不一定要靠高成本的未來技術，而是我們在當下通過一些工業、建筑、交通中低成本的適宜技術就可以做到的。再進一步說，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現在粗手粗腳的用能方式，不能處理好能源效率提高與能源消費擴張這對潛在的矛盾和挑戰，哪怕未來我們找到了理想的替代，也總有不夠用的一天。所以，控制強度和控制總量，強度是技術概念，總量是規模概念。這兩者必須雙管齊下。
記者：說到這一點，有一個現實案例不能不引起關注：這些年，包括歐美、日韓這些先發國家雖然都在大力推廣小排量汽車，但由于各種技術改進，汽車完全成了平民消費品，如此一來，各國的總能耗不減反增。因此被視為“現代化的陷阱”。
諸大建：專業上稱此為規模擴張上的“反彈效應”。這就需要第三條思路了，而這恰恰是一條“非技術路徑”。這條路徑主張，對于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而言，技術只能是推動力之一，真正的關鍵，是它的整個發展模式。就好比，一個城市的交通污染問題，僅僅靠大排量汽車改小排量汽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有車族的人數大大增加后，同時也增加了汽車污染的規模。淺一點看，這是一個交通出行模式問題。說到底，則是一個城市空間結構的發展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問題。因此，最好的發展模式和生活模式，也應該是最節能的模式。
最好的狀態，其實是以上這三條思路的混合與不同時序的展開。比如，你可以強調發展新能源，但也要重視當下的能源效率提高;你可以強調技術上的能源替代和能效改進，但更要關注發展模式的轉型，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能源安全。當然，每個具體案例中，三種路徑在里邊的權重和輕重緩急都不一樣。那才是思考未來能源發展格局時，一個比較系統、綜合、完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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