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垃圾焚燒發電：綠色背后的黑暗
謝勇堪稱為一名先鋒，因為他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因為政府機構拒絕提供數據而將政府告上法庭的人。然而，他要求改變現狀的行動卻并非出于為了公眾的利他主義，而是出于個人原因，是一種由絕望而導致的抗爭。自從2010年以來，謝勇一直在為兒子的腦癱而奔走，這種病不僅讓孩子的癲癇不斷發作，隨之而來的醫療費用也在不斷攀升 。謝勇堅信，兒子的病癥是他家附近的一家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有毒排放造成的。
謝勇和妻子馬紅梅家住江蘇南通。 2008年他們的兒子謝永康降生，然而，孩子還未滿百天，謝勇夫婦就發現兒子發育異常。小永康不能像其他嬰兒那樣笑，連聽力和視力都有問題，最讓人擔心的是，他不斷痙攣，無法緩解 。不久之后，小永康出現了癱瘓癥狀，最終被醫生診斷為腦癱。
在馬紅梅懷孕期間以及小永康出生后的頭兩個月，他們一家人就住在離當地垃圾焚燒發電廠很近的地方。焚燒廠持續不斷地排放著難聞的氣體，但無論馬紅梅還是謝勇都沒有意識到他們正面臨著巨大的危險。上海新華醫院診斷說，小永康的腦癱并不是遺傳因素造成的，而是在母體懷孕期間由環境因素造成的。
謝勇研究了焚燒排放和健康缺陷之間的關系，咨詢了有關專家，并且了解到村子里其他夫婦也出現了早產以及死胎現象。在此基礎上，夫妻倆得出結論，認為造成小永康腦癱的罪魁禍首就是附近的垃圾焚燒廠及其持續不斷的污染排放。
2010年，謝勇向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CLAPV)尋求幫助，這是一家立足于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主要工作是為公民提供幫助，運用法律手段維護環境公平。該中心認為謝勇的遭遇應該采取法律行動，并在謝勇的協助下開始搜集證據，將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所有者——江蘇天楹賽特環保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這是中國第一宗因個人健康原因起訴垃圾焚燒廠的案例。2010年9月，案件的初審在當地法庭進行。謝勇提交的訴訟材料包括：表明附近空氣中二惡英濃度遠遠超過規定標準的分析；記錄焚燒廠工人和附近居住兒童身體狀況的報告；以及體現二惡英和先天缺陷之間因果聯系的科學論文等。然而，法庭駁回了謝勇的訴訟請求，讓他到縣法院起訴。海安縣法院的審判在2011年5月進行，但結果是一樣的。法院認為謝勇的訴訟證據不足，裁定其敗訴。
敗訴后，謝勇直接向有關部門尋求幫助。他首先向海安縣環保局遞交了一份申請，要求公開工廠的排放數據，他的根據是相關的法定權利（中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法律請參見此處及 此處）。然而，環保局拒絕了他的申請，理由是公開數據將
泄漏天楹公司的商業機密。接著謝勇又向江蘇省環保廳提出同樣的要求，但同樣遭到拒絕。但謝勇決心繼續把維權進行到底。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的劉金梅等環保人士認為，謝勇的努力“表明污染受害者維權意識的日益提高”。但是，我們并不知道，有多少像謝勇這樣的受害者對他們面臨的危險還一無所知。這是因為，中國的垃圾焚燒發電設施總體上還籠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垃圾焚燒發電熱潮
中國的首家垃圾焚燒發電工廠直至十年前才出現。1990年之前，中國的公共廢物處理設施處理的垃圾還不到全國生活垃圾總量的2%。但那時無機垃圾的比例也很低。
過去二十年中國廢棄物生產和處理的總體趨勢迅速變化。如今，中國產生的垃圾占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每年達到2.5億噸以上。城市固體廢物(MSW)的年增長速度為8%到10%，中國各城市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必須引入先進的廢物處理辦法。
在目前中國的城市固體廢物中，填埋方法占到一半，而焚燒的只占10%。官方數據表明，填埋處理仍將占據主導地位，但北京提高垃圾焚燒比例的決心也是確定無疑的，中國政府已經制定了一個全國性目標：到2030年，城市固體廢物的焚燒處理比例將達到30%。
目前，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在中國已呈白熱化趨勢。業界和媒體紛紛宣傳到2015年“
十二五”規劃結束時，中國將有300座垃圾焚燒廠投入運行。渣打銀行集團2009年的一份報告顯示世界新建的垃圾焚燒設施中超過一半都在中國。
然而，關于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工廠數量的信息卻非常罕見，盡管可以找到，獲取卻非常困難。專家和決策者在采訪中極少會提到工廠數量，但他們的估計通常都在100座到200座之間。我在2011年進行了一次獨立的嚴肅調查評估，我確定運行和在建的工廠 至少有155座。就在我整理數據的三個月中，很可能還有新的建設規劃宣布。
中國最早的焚燒廠普遍采用從發達國家引進的爐排焚燒技術。但是，工廠經營者們很快就發現中國的城市固體廢物造成機械的給料很差，這是因為中國落后的垃圾處理方式事先把那些最容易燃燒的垃圾，如紙、木頭和塑料都分揀出去，剩下的主要是有機廢物，又沒有經過成本高昂的預處理或助燃。除了技術壁壘，這些技術的高昂價格也讓它們難以普及到中國的二三線城市。
在克服這些實際障礙的同時，中國政府環境技術本土化的努力也有助于符合中國國情的自主垃圾焚燒發電技術的發展。新建的工廠主要采用了國內研發的設備，包括爐排和循環流化床(CFB)兩個類型的焚燒爐。
盡管容量較小，但CFB焚燒爐的發電量與爐排爐差不多，而且在給料上更加靈活，還可以加煤助燃。因此，CBF焚燒爐在市場上很受歡迎，如今已經占據了中國城市固體廢物處理的半壁江山。
中國有關城市廢物處理的早期中央立法于十前通過，它是禁止私營部門參與的。這些措施旨在鼓勵垃圾焚燒發電的發展，放松了國家控制，而同樣的趨勢已經在能源部門發生。但是，垃圾焚燒發電發展的主要催化劑還要算政府的慷慨鼓勵。
垃圾焚燒發電在中國被列為可再生能源，這就意味著工廠產生的每一度電都能獲得上網電價的照顧。就在兩個月前，中國政府宣布執行全國統一垃圾發電標桿電價，幾乎是煤電價格的兩倍。
這些補貼的效果是戲劇性的。中外垃圾焚燒發電廠商蜂擁而上，有的甚至賠本也要上，只是為了在其中占據一席之地。許多廢物處理專家懷疑中國政府官員們對此是否真正熱心投入，擔心他們只是要利用公用基礎設施和財稅收入來謀取私利。
綠色下的黑暗
中國大力推行垃圾焚燒發電政策的原因非常簡單：城市既能消除日益嚴重的垃圾壓力，同時又能獲得亟需的電力。這個圖景雖然很動人，卻因為太美好而顯得不那么真實。
中國的垃圾焚燒發電盡管被視為一種“
清潔能源”，但實際上卻有著黑暗的另一面。熱廢處理廠的排放法規要比發電廠寬松得多，按照法律規定，它們能夠排放的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分別是電廠的四倍和五倍。
較新的工廠都安裝了空氣污染控制系統，但其使用和維護費用很高。因此，很多工廠都在沒按規定安裝廢氣過濾設備的情況下運行。與此類似，對其他高毒性副產品（如焚燒前濾出的廢水和焚燒中產生的飛灰）的處理也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處理。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在于對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廢物處理管理法規的缺失。
謝勇家附近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經營企業在其網站上吹噓說采用了符合歐洲排放標準的先進污染控制系統，然而卻沒有給出任何細節。這種做法在垃圾焚燒發電開發商中很普遍。另一方面，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工廠的空氣和水污染報道屢見不鮮。一些報道指出，某些工廠的二惡英排放量比美國的同類工廠高出24倍。
更糟糕的是，工廠的經營者們通常都要往焚燒的廢物里加煤。在私下的采訪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經營者們承認他們的給料中煤和垃圾各占一半，遠遠超過了中央政府規定的20%的上限。甚至還有煤占到70%之多的，這樣一來，這些工廠實際上就成了小型的燃煤電站，而這正是中國政府為了保護公眾健康正在努力關停清理的對象。
最后，歐洲向垃圾運輸者征收的垃圾傾倒費高達每噸132美元（840元），而中國每噸很少超過每噸16美元（100元），通常在每噸8美元（50元）上下。謝勇的兒子出生時，他家附近肇事工廠的垃圾傾倒費每噸為10美元（64元）。許多專家說，依靠如此低廉的傾倒費來獲得良好的環境效益及其所需的費用，從技術上看是根本行不通的。
陰霾后的陽光
法規的不健全，政策的不對稱，加上公共排放數據的不透明，讓垃圾焚燒發電在中國變成了一個真正“有毒”的產業。注意到這一點的并非只有謝勇一個。
現有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的居民們深受惡臭排放之苦，擔心可能存在的健康威脅，從幾年前開始抗議新項目的建設。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事例也發生在江蘇省，上萬名居民聚集起來抗議在他們村子里的一家垃圾焚燒發電廠，并與警察發生沖突。根據中國媒體的報道，截至2010年年中，至少有6家新工廠因公眾反對而推遲建設。
出于某些考慮，中國領導層已經注意到這一警示。在采訪中，政府官員們說，現在中國的一些市長不批新項目，擔心引發不穩，從而危及自己的名聲和升遷的機會。
在上述草根努力的同時，北京的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等NGO也在致力于用確實的排放數據來強化對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的公眾反對力量。在歷經要求公開可靠數據并遭到拒絕，反反復復五年之后，如今該組織正在探索建立獨立垃圾焚燒發電排放監測站的可能性。
對謝勇來說，現在斷言他是否能夠在中國法律體系中找到出路、獲得夢寐以求的確切數據還為時過早，盡管他堅信這些數據可以證明工廠運行和他兒子不治之癥之間存在更直接的聯系。在其他道路都斷絕之后，謝勇今年初決定將江蘇省環保廳告到江蘇省高院。審判預計在年底進行。
“起訴環保廳是我的最后一條路，也是我要到公平的唯一一條路，”謝勇說。盡管他的官司還沒有解決，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旁觀者正拭目以待。
謝勇案是同類訴訟中的首例，凸顯了中國垃圾焚燒發電部門亟需提高透明度和可問責性。與此同時，日益增多的群眾反對也說明，持久的公眾抗議或許是推動中國實現垃圾焚燒發電部門切實管理改革的最佳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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