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無錫尚德在美國上市以來，中國
光伏產業以驚人的速度坐上了過山車。施正榮2005年問鼎中國首富的巨大財富效應，致使光伏產業一度“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目前，僅浙江就有200多家從事光伏產品制造的企業，其中一大半是2007年之后進入的。
無限風光在險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光伏產業就遭遇了需求持續萎縮、供給不斷增長的嚴重挑戰，2011年形勢更急轉直下。
多晶硅已從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跌至21-28美元/公斤。目前，該行業庫存高企、經營性現金流銳減，面臨資金鏈條緊繃甚至斷裂的風險。2012年一季度，包括江西賽維、尚德電力、英利在內的10家境外上市光伏企業全部虧損，合計虧損高達6.12億美元。
江西賽維是一個典型案例。從2007年至2011年，賽維總負債由6.17億美元一路膨脹至2011年末的60.1億美元。截至今年3月末，賽維總資產337.10億元，負債總計293.46億元，其中流動負債231.48億元，陷入了資金鏈危局。
近期媒體報道地方政府以財政資金替江西賽維還債，引發輿論鞭笞。在筆者看來，地方政府不僅不是光伏產業的“救星”，而且是光伏產業陷入如今困局的罪魁禍首。
首先，在現行政績觀指導下，好大喜功成為地方官員的通病。光伏產業投入大，既能創造高額GDP，又具有環保節能的概念，符合“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政策要求，遂令地方官員趨之若鶩，紛紛將光伏作為重點產業來發展。青海格爾木、黑龍江綏化、江西新余、河北保定、江蘇無錫紛紛宣誓打造“光伏城”。
其次，地方政府為光伏產業的過度發展提供了錯誤激勵。中國光伏產業迅速崛起，不是因為中國光伏企業的技術如何領先，而是因為中國的污染成本極為低廉。不僅如此，地方政府還常常為光伏企業提供大量的電費補貼，而電費是光伏企業主要的成本因素之一。由于這樣的扭曲激勵，中國的光伏企業擁有了歐美企業難以奢望的成本優勢。國內光伏企業普遍采用電弧法用炭還原制取低純度的工業硅，然后作為工業原料常常以1美元/公斤的極其低廉的價格賣到國外，工業技術極為簡單，卻需要消耗大量的電力資源，從生產工業硅到太陽能電池全過程綜合電耗約220萬千瓦時，同時帶來極為嚴重的環境污染。2011年晶科能源在海寧的工廠就因為污染問題引發群體性事件，生產線被迫關閉。國內太陽能電池98%用于出口,相當于大量輸出國內緊缺的能源。從某種意義上說，光伏企業是“黑了中國的環境”去幫助歐美國家實現“綠色”。
在地方政府的助推下，光伏產業在中國出現了明顯的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為今日的危機埋下了伏筆。中國2011年的光伏組件總產能達30GW，而全球裝機量預計只有20GW，產能過剩問題嚴重。
再次，地方政府阻礙了光伏產業的“優勝劣汰”。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形象考慮，不愿意自己支持的光伏企業倒掉，遂動用公共資源為光伏企業提供支持。結果，那些本應自動出局的企業得以茍延殘喘，這就無法消除過剩的產能。最終，所有光伏企業都在地方政府卵翼之下痛苦地煎熬。除了面子因素，光伏企業也綁架了一些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2011年1-5月，賽維LDK在新余高新區納國稅40412萬元，納地稅19975萬元。所納國稅占高新區光伏企業納稅總額的93.6%，所納地稅更是占到96%，是全市居首的納稅大戶。據《南方周末》報道，賽維實際上已經申請了破產保護，但卻被江西省政府駁回，因為江西無法承受這樣一家大企業的倒掉。
如果冷靜分析一下全球光伏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不難理解這場危機的必然性。地方政府在前期通過扭曲性激勵導致了光伏產業的過度投資，如今又試圖以阻止企業破產的方式影響正常的優勝劣汰。從單個光伏企業來看，地方政府的確是他們的救星；但放大到全行業來看，地方政府實則“罪魁禍首”。
光伏產業危機，折射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第一，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往往縱容企業污染環境，一方面使得這些企業享有了“扭曲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也把污染成本“外部化”給了全社會。從長期來看，這種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的做法，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污染問題的爆發帶來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威脅到了社會穩定。
第二，在缺乏財政民主的體制下，地方政府有浪費納稅人資源的“道德風險”。目前的財政制度不僅透明度不足，公眾難以知曉資金使用的細節，而且人大對政府開支的制約也流于形式化，地方官員出現了“有錢花、隨便花”的危險趨勢，社會成本高昂。
第三，在“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模式下，地方政府過度涉足經濟建設活動，甚至成為經濟建設型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環保、質量安全等執法功能就被邊緣化，甚至屈從于GDP主義。長此以往，不僅帶來了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系列危機，更破壞了法治，容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光伏產業危機，理應成為推動中國財政民主化的契機。唯有如此，中國經濟才能走向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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