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以下簡稱中海油）首次在世界舞臺閃耀亮相。繼2005年以185億美元競購加利福尼亞州的優尼科石油公司（Unocal Oil Co.）折戟以后，中海油就成了美國外國投資批準流程中蘊含政治風險的典型。對一家中國國有石油公司擁有美國一項重要資產的恐懼，激起了一場如此猛烈的“大爆炸”，以至于中海油最終被迫放棄了并購要約，最后，這宗交易以雪佛龍公司（Chevron Corp.）將優尼科石油公司收入囊中結束。
現在——在將中國當作“避雷針”的美國大選期間——中海油高調歸來。不過這次，它下注的是個不同的賭局——以151億美元收購加拿大石油公司耐克森公司（Nexen,Inc.）。如果這宗7月23日公布的交易得到核準，那么，它就會成為中國公司完成的最大宗海外并購。因為有61%的溢價，并承諾留用耐克森公司的員工、保留設在卡爾加里（Calgary）的公司總部，所以，中海油認為，今年年底加拿大批準這宗交易的可能性很大。
因為耐克森公司10%的資產位于美國境內，所以，中海油的收購還必須獲得美國的批準。但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卻在日趨緊張。9月，中國企業羅爾斯公司（Ralls Corp.）購買俄勒岡州一家臨近一個美國軍事設施的風能公司的交易被奧巴馬總統叫停，此外，今年早些時候，奧巴馬政府還對中國的太陽能和風能行業提起了貿易投訴。與此同時，因擔心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利用其在美國的設施進行間諜活動，眾議院共和黨人要求禁止這家中國電信巨頭在美國的擴張。
截止到目前，中海油還沒有像上次一樣引來強烈的反對，盡管參議員查爾斯·E.舒默（Charles E.Schumer）（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艾德·馬爾基（Ed Markey）（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和參議員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俄克拉荷馬州共和黨）等聲名顯赫的美國國會成員對此已發出措辭強烈的聲音。“當涉及到石油和天然氣這類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時，外國政府通過其公司代理擁有美國企業并在美國從事經營活動讓人尤感擔心。”英霍夫和兩位共和黨同仁在給美國財政部長的一封信中寫道，英霍夫負責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U.S.，簡稱CFIUS）對項目的檢查。
持續的不安
有專家認為，無論中海油這次是否能取得成功，中國公司的崛起，尤其是戰略能源部門中國公司的崛起，將會不斷激起不安。自2002年以來，隨著中國能源需求的增長，中國的三大國家石油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以下簡稱中石油）、中國石油(601857,股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以下簡稱中石化）和中海油——已經加快了購買海外上游資產（upstream assets）的步伐，它們在尼日利亞、安哥拉、伊朗、哈薩克斯坦和蘇丹等國家往往會溢價購買資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美洲打開了更多的投資機會，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簡稱NBR）的報告稱，現在，三大石油公司在50多個國家已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投資。
很多西方政界人士和專家擔心，這些公司是北京通過石油格局來強化中國影響力的“掩護”。舉例來說，6月，中海油曾在越南聲稱擁有主權的中國南海對多個油田區塊招標。兩個月以后，中海油董事長王宜林宣稱：“大型深水裝備是我們‘流動的國土’和‘戰略利器’。”有專家談到，由中共任命、去年履新的王宜林，在其任期伊始就做出了取悅政府首腦的高姿態。
戰爭叫囂不會平息西方世界對中國石油公司代表國家意圖的憂慮。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歇爾·梅耶（Marshall W.Meyer）認為，這場爭論的很大部分源于美國和中國對市場認識的差異。西方石油公司認為，“石油是一種可替代的基本商品——如果一個國家不向另一個國家出售石油，那么，這個國家總能從第三方買到。”梅耶談到。“但對中國來說，石油則是一種戰略性大宗商品。他們認為，自己必須控制這些資產，因為在緊要關頭，這個市場會無法運轉。”尤其是當中國的石油進口有很多都要經由在政治上頗為敏感的馬六甲海峽的時候。“如果一家中國石油公司出價過高，美國就會認為，這是因為該公司是政府的左膀右臂，盡管這家中國公司聲稱‘我們只是想維持運營，并確保石油源源不斷地流入。’”梅耶談到。美國大西洋里奇菲爾德公司（ARCO）前高管、現任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能源安全項目（Energy Security Program）研究總監及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高級講師米克爾·赫伯格（Mikkal Herberg）對此表示贊同：“就像華盛頓會透過不信任的棱鏡觀察中國一樣，中國也認為我們在阻礙其重要性的不斷增長，并為了牽制它而拒絕讓它獲得能源。”
然而，很多分析人士認為，這些公司——渴望在全球石油產業學習曲線上上升的公司——已越來越多地面向市場，而不是聽命于政治和命令，它們與中國政府的關系反倒是它們增長的一個障礙。“今天，你可以將它們80%到90%的行為，視為本行業這種規模的公司為了參與競爭而實施的正常行動，其余的10%則要響應北京的政治意圖。”赫伯格談到。雪佛龍公司前高管、現在華盛頓特區一個名為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智庫任職高級研究員的愛德華·周（Edward Chow）談到，“經營事務被用作商業目的之外的目的，會給大多數國有公司帶來障礙。”
有專家認為，確實，中海油和中國的其他大型石油公司，正在走歐洲國家石油公司在上個世紀走過的成熟過程。“中國剛剛開始其旅程。”愛德華·周談到。“就像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和埃尼石油公司（Eni）一樣。法國和意大利也希望自己的石油公司開展國際性經營。他們為什么要相信盎格魯-撒克遜公司會永遠為他們供應石油呢？”至于說國家意圖，他談到，“我們似乎忘了我們自己的歷史。難道我們沒有支持推翻德黑蘭政府，并將其當成美國公司打破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Anglo Persian）壟斷的一個前提嗎？利用政治立場為公司贏得優勢并不是亞洲首創的東西。”他還補充談到，脫離政府控制是個漸進的過程。“如果你看看西方公司的發展歷程，或者看看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 of Malaysia）走過的歷程便會發現，脫離政府的蔭蔽、按國際標準開展專業化經營是個相當長的過程。”
帶頭沖鋒
有專家認為，在中國的三大國有石油公司中，中海油的定位是沖破框框的先鋒。2004年，中海油當時的董事長傅成玉談到，公司的目標是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石油企業。成立于1982年、在中國勘探和開采海上石油的中海油，得到的授命是與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荷蘭皇家殼牌（Royal Dutch Shell）、雪佛龍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BP）這類的企業達成伙伴關系，以便學習海上石油業務和國際石油公司的運營方略。中石油的使命是開發中國的大陸石油資源，中石化的使命則是開展國內石油精煉經營。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政府允許這些公司進入其他公司的運營領域，以激發更多的市場競爭。
有專家認為，因為其基因的緣故，小得多的中海油是三大石油公司中最具外向型特點、最敏捷同時也最具企業家精神的公司。“如果你看看海外項目就會發現，你需要承擔很大的風險，所以，他們有很高的風險容忍度。”荷蘭皇家殼牌公司的前高管、現任中海油咨詢顧問、設在波士頓的非營利組織凈化空氣任務組織（Clean Air Task Force）的亞太區首席代表宋明（Ming Sung）談到。赫伯格對此表示贊同：“中石油和中石化更像處在從政府部委轉變成更像公司的企業的過程。”而“中海油從一開始就在學習（如何開展國際性經營），并將員工安置到合資公司的內部運營崗位從事專業工作，讓他們沿學習曲線上升。”
隨著時間的延續，中海油已從外國合作伙伴那里獲取了專有技術，這個過程始于1982年與大西洋里奇菲爾德公司合作首次成功鉆出海上天然氣井。較近的例子是，2000年，中海油與殼牌石油公司合作，在廣東省惠州建設并經營一家大型石化加工綜合企業。就在去年，中海油推出了名為“中海油981”（CNOOC981）的首個超深水海上鉆井平臺，在香港附近荔灣的鉆探深度大約為2,500米。“雖然這不過只是個鉆井平臺，但它是中海油正在縮小與世界領先公司之間差距的一個信號。”赫伯格談到。
現在，耐克森公司也有了利用加拿大的一家油砂（oilsands）風險企業，以及在美國墨西哥灣和北海的海上石油資產，讓中海油提供更廣泛地接觸非傳統石油的可能性。“如果這宗交易能最終完成，將會從根本上改變中海油。”設在華盛頓特區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員鄧麗嘉（Erica Downs）談到。“并能實現（中海油前董事長）傅成玉寄托在優尼科石油公司上的希望——那就是將中海油從一家國家石油公司轉變成一個全球性的石油勘探和生產公司。迄今為止，在中海油的大部分海外項目中，中海油都是個被動投資者（passive investor），而不是個經營者。而這宗交易則能為它賦予更多的經營者角色。”赫伯格談到。“大部分公司都認為，要想擁有競爭力，開展重油項目是任何全球性大型石油公司都需要構建的技能組合之一，因為全球石油的更大一部分將來自重油。”中海油和中石化也在尋求進入非傳統的頁巖油氣（shale oil and gas）領域的途徑，它們已分別在美國切薩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 Corp.）和戴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 Corp.）在美國的相關項目上進行被動投資。
有專家認為，為了保持儲備并驅動利潤增長，所有國際性石油公司都在努力收購海外上游資產。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公司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它們往往會付出價格高昂的代價。“這個行業每有一個新進入者，他們往往都愿意比你出更高的價格購買某些資產。”愛德華·周談到。“如果他們的出價和埃克森公司一樣，為什么某個國家的公司會跟你走呢？如果價格相同，還是把資產賣給埃克森公司的好。”
雖然政治專家經常懷疑，中國公司出高價就是國家意圖的明顯證據，不過赫伯格談到，“可就在五年前，大型石油公司對此還并不怎么擔心。”其理由在于：“那時候，中國的公司大都還在世界各地收購小規模的零星資產，這些資產都處在因為制裁而美國的石油公司還無法抵達的地方，比如，蘇丹、伊朗、敘利亞和緬甸等地，或者是處在陌生地區風險很高的小規模投資性風險企業。”他談到。“這一局面正在逐漸改變，因為中國的公司已越來越富有競爭力，同時也在追求高質量資產，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會與國際性石油公司短兵相接。”赫伯格還談到，現如今，這些全球性石油巨頭正在尋找從中國公司資金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上獲益的途徑，有些巨頭已通過貢獻其專業化鉆探技術訣竅的方式和中國公司合作組建了企業。布魯金斯學會的鄧麗嘉談到，舉例來說，中石油和英國石油公司正在伊拉克合作開發魯邁拉（Rumaila）油田和其他油田。中海油達成的合作包括與法國的道達爾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亞的合作，與道達爾和英國圖洛石油公司（Tullow Oil）在烏干達的合作，以及與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在印度尼西亞的合作等。
有專家談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三大石油公司擺脫北京的左右，作為追求利潤的公司更自由地運營，可能更符合它們的利益。但在那之前，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信任赤字”無疑會讓人們對中海油和中國其他的國家石油公司在海外的擴張保持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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