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影響國際能源合作的因素錯綜復雜，既有能源資源因素，又有商業技術因素；既有國際經濟因素，又有國際政治因素。不少項目，看似能源資源條件很好、商業技術條件也比較有利，卻因能源政治障礙不能達成協議，有時還造成項目決策失誤、經營風險增大等后果。
2011年以來，全國各地的百余位專家、學者、企業相關人士對中國油企“走出去”的必要性、面臨的問題、解決之道進行了深入探討，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專家認為，在當前國際政治環境總體趨和、局部動蕩的條件下，對資源國的政治因素考量應該成為中國油企海外投資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之一。在海外投資的中國石油企業需要對市場的風險有清醒的判斷，并據此調整自己的投資策略，提前規避類似利比亞動蕩的風險。風險管理已是走出國門石油企業的一門必須做好的功課。
專家表示，我國石油企業要加強風險評估，避免海外投資風險，加強對投資國政治形勢的跟蹤和評估；同時，海外并購也應尋找更穩妥的投資方式，可以通過與海外能源公司合作，在利益共享的前提下，實現穩健的戰略布局，有利于降低風險。此外，在投資海外市場時應當盡量分散，不要將投資過于集中在同一個地區。
事實上，在海外找油的過程中，中國石油企業遭受過來自各方面的阻力，目前海外石油投資有接近60％的項目在政治局勢不穩定的非洲和中東地區，其中就包括非洲重要的石油出口國利比亞。
油企“走出去”成果斐然
由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能源需求增長很快，尤其是油氣缺口較大，中國石油企業到國際市場上尋找資源已有多年的歷史。最近5年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有了較大的增長。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要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積極有序開展跨國經營。這再次表明，實施“走出去”戰略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回顧我國能源企業將近20年“走出去”的歷程，各大企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戰績。陜西延長石油集團總經理張積耀詳細介紹了延長石油集團這些年海外項目的成果：“我們已在馬達加斯加、泰國、中非、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開展油氣勘探。2008年7月，與中聯能源共同購得馬達加斯加3113油區開采權；2009年12月，泰國政府正式批準延長石油取得泰國石油天然氣L31/50陸地勘探區塊的勘探開采特許經營權，總面積3960平方公里，這是延長石油首次獲得國外獨資經營權；2010年5月，與保利集團合作啟動中非B區塊
石油勘探項目；2010年9月，吉爾吉斯斯坦石油
勘探開發項目積極推進。目前我們正在積極尋找其他海外合作區塊。”
據了解，
中石油和
中石化在蘇丹、敘利亞、伊朗、伊拉克、委內瑞拉等國家都有項目。2010年，中石化在也門區塊71區塊abaa-1井、尼日利亞64區塊Kukaku-1井測試獲得高產油氣流，成功收購Addax公司、安哥拉三個區塊部分權益；中石化在乍得、阿爾及利亞、蘇丹3/7區塊等合作區塊也有重要發現；今年3月20日，中石化宣布，將與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共同投資在沙特阿拉伯西海岸城市延布建設一座世界級深度加工煉油廠項目—紅海煉油公司，并分別持有紅海煉油37.5％和62.5％的股權。
國際合作仍存“短板”
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石油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內部條件更加成熟，外部環境也更加寬松，已經在國際合作的實踐中逐步成長壯大起來。但是毋庸置疑，與
埃克森美孚、殼牌、bp、
雪佛龍、
道達爾等國際大石油公司相比較，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遭遇了更多的挫折，進入國際市場還處在初級階段，真正實現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專家表示，這與我國企業自身發展及外部環境都有很大的關系。“這既與我國能源企業是國際能源領域的后來者、國際能源秩序不公正不合理、我能源企業缺少運籌國際能源關系的經驗等客觀因素有關，同時，也與我國能源外交機制不健全、運籌不協調，對國際能源環境的復雜性認識不足，對影響國際能源合作的因素關注不夠全面等主觀因素有關。”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運少將說。
王海運強調，當今世界影響國際能源合作的因素錯綜復雜，既有能源資源因素，又有商業技術因素；既有國際經濟因素，又有國際政治因素。石油企業走出去需要高度關注國際政治因素。
王海運分析說，能源資源特別是油氣資源不僅是種經濟資源，而且是種戰略資源。如果預見到對象國政局可能發生動蕩，在制定能源合作決策時就必須格外謹慎。如果對象國面臨國際制裁，和其開展能源合作就必須考慮可能面臨的外交麻煩和經濟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石油大學校長張來斌認為，國際化人才稀缺是我國石油行業在國際合作中的短板。這種“短”體現在國際化人才的量和質都不夠，造成我國石油企業普遍面臨國際化經營能力不足，對國外的法律環境、經營環境還不夠熟悉等現狀，這些都是制約我國石油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的瓶頸。
海外找油險情不斷
中東、北非各國政治動蕩令當地經濟和人民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同時也給在這里投資的中國石汕企業上了一堂風險教育課，石油企業應該認識到，在考慮“走出去”的諸多問題當中，安全風險是首要問題。多年從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研究的上海埂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吳田平介紹說，我國油企在國外首要面臨政治風險。他舉例說，我國某石油公司曾在委內瑞拉獨資購買了一個油田，但在委內瑞拉新政府上臺之后，我國石油公司在這個油田的所有權被強制性地從100％壓縮到25%，遭受了巨大損失。
除此之外，中國石油企業在海外市場、經營、金融、法律、勞工、文化等多個方面，都面臨著一定的風險。比如，安哥拉是中國在非洲主要的石油進口國之一，盡管我國向安哥拉提供了大量的基礎設施貸款，但由于中國建設企業對當地居民就業帶來沖擊，在當地遭到越來越多的敵意，很多中國工人和企業已成為暴力襲擊的目標。
由此不難看出，隨著中國石油企業大量走向海外，在政府和國有金融機構的支持下，大量進入非洲、南美、亞洲甚至歐洲，但油企環境也在發生變化，面臨的各種風險也在急劇增加。由于中國企業缺乏海外投資和運營的經歷，對于首次大規模走出國門的中國石油企業來說，必須好好補上風險防范這一課。
據了解，中國的外交、安全、商務等部門內部，在風險信息的監控和通報方面也建立了某種機制，對中國石油企業也有通報機制。然而，從利比亞危機事件來看，這種通報機制的作用極為有限。實際上，北非國家如此大規模的動亂不是一天產生的，而是有著很長時期的量變過程。然而，正是由于國內企業和機構缺乏風險意識，或者忽略了相關風險因素，因而造成了今天的困境。
步伐走實走穩須內外兼修
中國石油企業要認真總結十多年來“走出去”的經驗，深化企業體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按照國際化、市場化經營的標準，建立健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要在制度創新的基礎上，加大新技術開發的力度，加強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全面提升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更要堅定不移地“走出去”，而且要“走進去”、“走上去”，走穩走實，堅實地走好每一步。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韓方明表示，未來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在做風險判斷的時候，董事會的風險管理委員會應該增加政治風險的判斷。請一些第三方獨立咨詢公司或者是政治顧問給“走出去”的企業提供咨詢也非常必要。全國政協委員呂鳳鼎認為，我國石油企業“走出去”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步子”可以邁得更適當，不用過于擔心“黃花菜都涼了”。他說，中國石油企業在考慮經濟效益的同時，更要有長遠眼光，逐步掌握核心技術，加強自主創新力度。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表示，銀行業應加大對企業“走出去”支持力度以配合我國石油企業“走出去”方針的實施。
以中石油為代表的能源企業是我國石油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先行者。對于中石油來說，實現“十二五”時期綠色、國際、可持續的發展道路的目標也需要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作為最早“走出去”的一批
石油人，全國人大代表、大慶鉆探工程公司伊拉克魯邁拉項目部副經理兼哈法亞項目指揮李新民表示，中國石油在“走出去”過程中一定要具備品牌意識。他認為，中國石油企業的品牌已經在國際市場上叫響，目前最重要的是繼續把推進“走出去”戰略的做法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
應對風險應放眼全球
盡管有中東研究人士提出，中東地區再次發生大規模動亂的可能性不大，不過，在中國石油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毅軍看來，由于中國在中東有不少石油合作項目，中國在北非、中東地區油氣合作可能進入一個風險爆發期。
“非洲產油國內亂、戰爭不斷、種族糾紛、宗教沖突等社會不穩定因素以及政府更換頻繁、政策不連貫和來自政府的直接或間接財產征用造成的政府違約風險，都加大了中國油氣企業在當地的經營風險。”中國石油企業協會會長胡文瑞說。對此，王海運表示，盡管中東和非洲有著資源、廉價勞動力和市場方面的優勢，但缺技術、資金和人才，此次中東北非的動亂再次促使石油企業思考調整未來“走出去”的模式。
王海運的觀點受到了諸位業內人士的認可，多位專家根據自己對國際時勢的判斷，為我國石油企業走出去下了“診斷書”。不少專家對俄羅斯、中亞和拉美“青睞有加”。“我國在俄羅斯、中亞、拉美一些國家的工作可適當加強。這些國家對油氣資源的控制稍微松一些，我們可以有發展的空間。另外，我們還應該密切關注與我們有油氣合作的黑非洲國家的政局走勢，因為黑非洲地區資源非常豐富，而我們在那里工作的歷史基礎也比較好，過去對他們的長期無私援助培育出了雙方深厚的友好感清。現在可以爭取在我國駐外使領館的配合與支持下，在可能范圍內做點有利于當地民生的事，以便我們在當地的發展。”專家說。
專家認為，西亞、北非地區包含大量不確定因素，事態還在繼續發展。目前我們應該盡力做好那邊已經在進行的項目，而對新的、大的投資暫時可以適當觀望一下。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助理高世憲認為，巴西、加拿大、阿根廷等主要美洲國家油氣政策相對穩定，政府干預少，中國企業容易取得成功的并購。相反，一些資源主權意識較重的非洲國家，由于資源國政府的干預，難度相對更大。
高世憲還進一步判斷，今后在國內能源消費需求增長的不斷推動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將更加活躍，將繼續集中在深水、油砂等非常規領域和非洲、南美等機會較多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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