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的政策機遇面前，各地已經嘗到了
新能源產業的“甜頭”。如福建省，2011年全省已有12個LED和
光伏產業專業園區，企業數量超過150家，產值超100億元。安徽省也提出，要在“
十二五”末，實現新能源產值千億元以上。而此前早已搶得先機的江蘇省，根據其制定三年的規劃，新能源產值將在2011年實現4500億元。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地區正加入發展新能源的隊伍。2011年12月，包括上海、北京等地，相繼發布了地方版的可再生新能源發展規劃，明確了“十二五”期間新能源發展的主要任務、政策和保障措施以及開發利用重點建設項目等內容。而據媒體報道，2012年初，還將有包括未來五年
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以及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17個能源專項規劃密集出臺。
技術和市場隱憂再現
在新一輪投資熱潮的背后，技術和市場，這個困擾傳統產業多年的問題，此刻也在施壓新能源這個新興的產業。
2011年3月，日本福島
核電站核事故之后，各國核電發展計劃都受到了一些影響。中國國務院在當月出臺的核電“國四條”中，即明確要求在核電安全規劃出臺之前暫停審批新項目。
而在新能源的
風電領域，由于社會投資的積極性很高，產能連年增長，但是由于風電并網的技術跟不上產業的發展，導致整個風電制造業產能過剩。對于光伏產業，“十二五”以來，國內多個省份已將其列為新興產業和支柱產業。但最新統計表明，2011年全球光伏總裝機量大致為24GW，相比2011年增長30%左右，而目前國內已建和在建的光伏產能約為50GW。很明顯，國內的產能擴張速度已遠高于市場增長速度。
由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底聯合發布的2012年《低碳發展藍皮書》也指出，目前，中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11.4%的目標主要依靠
水電完成，但水電站的建設引發生態環境問題隱憂。風電間歇性電源并網瓶頸不斷凸顯，智能電網建設與風電場建設難以同步完成，造成大量棄風和風電消納困難等問題。光伏發展“兩頭在外”，國家政策不足以拉動國內光伏市場。
風電等新能源目前是相對過剩，與之前幾年市場需求不一樣，現在因為金融危機，導致國外尤其是歐洲對光伏發電需求的減少，市場出現調整。”朱彤認為，一旦經濟恢復，政府支持力度加大，產能過剩的問題也將會得到解決。
但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技術。“核心技術這塊是我們發展新能源做得最差的一塊。歐美的發展模式是搞研發賣技術，我們目前是‘打工的’，高價進口別人的關鍵技術、裝備和生產線，低價出口產品。”孟憲淦說，比如中國的光伏產業，雖然發展迅速，但這是因為國際市場需求所帶動起來的，現在全球光伏發電市場增速放緩，這首先影響的，就是產業鏈中競爭最為激烈、技術門檻最低的組件和電池制造環節。“從技術的角度看，中國的光伏產業仍然只是處于初級階段。”
有序引導機制先行
對于未來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格局，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梁志鵬曾表示，“
十一五”期間，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經歷了一個規模化快速增長時期和能力迅速形成時期，“十二五”期間，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要在規模和基本產業鏈條形成的基礎上，在質量上實現飛躍，建立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而201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首次強調要積極有序發展新能源。如何才能有序發展？在孟憲淦看來，中國對新能源發展的認知還處于探索的階段，但是可以借鑒20世紀末針對農村能源建設所提出的16字指導方針，即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求實效。“重新認識這個方針的內涵，包括新能源經濟的特點、技術要求以及市場需求，然后不斷完善。”
孟憲淦認為，在當前條件下，新能源的發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發展速度與政府的投入相適應。但到了2020年之后，新能源將迎來大發展時期，這就需要提高產業的市場競爭力，依靠市場機制的調節。
國家能源局副局長王駿曾發文指出，新能源的產業鏈長，對拉動經濟、增加就業作用明顯。但只有這個產業中所有設施都實現了按設計水平正常運行，才能收到這樣的效果。不然的話，反而會造成全產業鏈更大的損失。
“對于新能源如何走好開局之路，一是解決核心技術;二是完善產業鏈，比如太陽電池，
多晶硅的技術問題、質量問題、污染問題，產業鏈都需要完備;三是完善配套設施，包括上網的問題、監測的問題、售后的問題都需要做好。”孟憲淦說。
“在培育新能源市場方面，如何降低成本是一個核心問題。民營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更靈活，市場嗅覺更敏銳，大舉進入，必然會帶來成本的降低，也必然將惠及普通百姓。”朱彤認為，在政府出臺政策和管理扶持中，要分清哪些產業是過剩的，不能僅僅將規模作為市場準入的唯一標準，而應該用環保、能效這些指標去規范企業的行為。“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去除體制機制障礙，建立并完善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和比較機制，營造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相結合的激勵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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