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0年前的西部大開發是主動作為的話，那么，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更多地包含了客觀的因素。就西部能源開發利用而言，主要有五個客觀因素：一是東部環境與土地容量趨于飽和，重工業重心西移;二是東部資源日趨枯竭，能源開發重心西移;三是遵循產業遞進規律，東部向高端產業邁進，西部承接東部部分產業和技術轉移，并伴隨產業升級;四是能源轉化與輸能技術的發展有力支撐了西部能源就地轉化;五是東部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給半徑不斷向西延伸。從全局看，西部站在新起點上發展以能源為主軸的新型工業體系，東部依托技術優勢發展低能耗的高端產業，東西部互為支撐，有助于提振內需、優化布局、調整結構，從而形成新的經濟發展優勢。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西部地區雖然能源資源賦存豐富，但受傳統發展方式的制約，開發利用存在諸多矛盾，資源優勢難以充分發揮，“資源悖論”難以破解，主要表現在：能源生產地區產業布局分散，產業結構趨同，技術標準偏低，管理滯后，產業集聚和經濟輻射能力較弱。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西部能源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內容。
一、優化產業布局
以資源稟賦為依托，優化產業布局。能源的開發利用應充分考慮資源賦存條件，實現產業布局與資源賦存相協調。目前，國家規劃了山西、鄂爾多斯盆地、內蒙古東部、西南地區和新疆五大綜合能源基地，重點圍繞五大基地進行科學布局，依托自身資源條件，建立不同的開發時序和發展層次，形成差異化發展。以山西為例，雖然煤炭資源富集，但煤種各異。晉中、晉東南以優質煉焦煤、無煙煤為主，應重點發展焦爐煤氣、冶金或化工產業;若用于發電，不僅成本高，且難以體現資源的稀缺性。晉北煤炭資源均為動力煤，更適宜建設大型煤電基地，特別是煤矸石發電。而現實情況是，晉南電廠面臨地處資源富集區卻燒不起煤的尷尬局面，必須下大氣力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產業布局。
建立以產業集聚區為節點的產業布局體系。國內外發展經驗表明，“點軸”系統是典型的產業布局形式。通過基礎設施，將快速發展的區域中心城市“點”連接形成“軸”，對周邊地區產生輻射作用，從而形成區域發展的“經濟帶”。比如，內蒙古沿黃經濟帶發揮鄂爾多斯盆地的資源優勢和沿黃城市臨近水源的區位優勢，將能源開發利用所產生的輻射能力向周邊擴散，形成相應的能源加工、轉化、消費和服務市場，呈現出以能源工業為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格局，既推動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更提供了科學利用資源的范例。
以最優的輸能方式支撐產業布局的優化。我國能源生產與消費呈逆向分布，“西能東送”的總體局面不會改變。近年來，遠距離先進輸能技術的迅猛發展為產業布局優化創造了條件。以特高壓輸電為例，鄂爾多斯煤炭產區輸電到京津冀魯、華東、華中四省的落地電價，均低于輸煤在當地建廠的上網電價，因此，鄂爾多斯的能源輸出應優先鼓勵輸電。
二、調整能源結構
合理推動化石能源轉化。資源轉化和清潔利用既是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又是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改善能源結構的必要之舉。今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60%左右，同時，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長期不會改變，將豐富的煤炭資源轉化為清潔燃料以替代石油產品，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規劃(2011—2015)》將煤炭加工和轉化作為煤炭工業的發展方向，重點在煤制油、煤制氣、煤制化學品示范工程的基礎上，進一步集成國內外先進技術，建設國家新興重化工基地。但“煤轉化”并不等于“逢煤必化”。西部某些煤炭富集的省份出臺了50%就地轉化的約束性政策，這不但不利于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還給產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如何因地制宜地規劃煤化工項目，各地各部門應高度重視并切實加以改進。
加快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是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實現綠色發展的關鍵所在。西部地區具有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良好條件。首先，風能、太陽能、水電等可再生能源廣泛分布在西部地區，與化石能源富集區有較大的重疊或鄰近，穩定的化石能源能夠為非化石能源的規模化開發提供有利條件;其次，大容量、高效率、遠距離輸電技術的成熟給西部太陽能、風能等非穩定能源的規模外送提供便利，從而實現能源開發和供給的良性互動。
三、創新產業模式
產業集群化。產業集群化就是要堅持產業向基地集中、項目向園區集中的開發思路，統籌規劃產業園區建設，合理確定產業定位和發展方向。工業園區建設以大型企業為主體，以資源綜合利用為基礎，建立項目之間、企業之間的鏈接關系，實現資源多次轉化、梯級利用。中煤平朔礦區打造以煤為基礎的“煤—電—硅鋁— 煤化工—建材工業”產業鏈和以土地綠化復墾為主線的“農—林—牧—藥—工業旅游”生態產業鏈，在創造良好經濟效益的同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豐收。
產能集中化。產能集中不在于礦井數量多，而在于單位礦井的生產規模化，這在能源富集的西部省區尤為重要。目前內蒙古、山西、陜西等地千萬噸礦井群的出現，引領了煤炭工業的發展。只有產能集中，才能帶來產業集聚;只有產業集聚，產業模式才能體現規模化、園區化、專業化的特征。為此，規模化開發必須打破傳統的資源條塊分割的地區本位意識，避免整裝資源由于行政區域等原因被人為分割，造成重復建設、投資浪費、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問題。
模式現代化。首先，要發展多聯產的循環經濟。利用從單一設備中產生的合成氣來進行跨行業、跨部門的生產，以便得到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工產品、液體燃料以及余熱資源等。以天然氣與煤伴生為例，天然氣富氫，煤炭富碳，通過多聯產的模式，綜合形成新產品，可極大降低廢氣排放，實現水、熱、氣等聯產循環。其次，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西部能源開發利用和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重要支撐。加強信息技術與工業技術、信息化裝備和工業裝備相融合，有助于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模式，逐步淘汰落后產能，提高生產效率。
四、創新技術與管理
加強能源技術的自主創新。在西部能源發展的科技路線圖中，首先要關注傳統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我國的能源特色在煤，解決我國能源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清潔高效利用好煤，現階段要大力發展潔凈煤技術、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研究二氧化碳捕獲、資源化利用和封存技術等。結構的多元化是未來能源發展的趨勢，要著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在西部地區要加強太陽能、風能、水電等新型用能、輸能技術的研發。要制定具體的能源發展路線圖并進行國家主導的科技攻關，依托企業加強成果轉化，建立能源發展專項基金，加強對工程示范的支持力度。
提高行業標準，推動產業技術水平升級。標準是先進技術和管理的有效集成。實踐證明，把行業龍頭企業的先進技術轉化為標準，將有助于產業快速升級，加強企業的創新能力。西部能源產業無論是規模化開發還是就地轉化，無論是傳統產業改造還是高新產業建設，都要及時吸收和推廣國際先進的管理和技術標準，從而提高產品質量，降低企業成本，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構建科學的決策體系。科學決策是能源合理開發利用的基本前提。科學決策需要統籌考慮西部地區經濟、資源、區位、市場、人力、環境等因素，以現代信息化技術為手段，構建臨界決策指標體系，形成布局、結構、運輸、規模的最佳結合點，為科學發展提供決策支撐。主要包括主導決策指標體系和約束指標體系。主導指標體系以經濟指標體系為基礎，模擬分析該地區在主要因素影響下，各種資源優化配置時產業布局和結構的經濟性;以單位能耗指標體系為依據，控制工業數量、建設規模、產業形態及技術工藝的合理性、先進性。約束指標體系，主要是指水資源指標體系和環境指標體系。水資源指標體系用來約束地區資源開發利用的總體規模和強度;環境指標體系用來約束環境承載能力范圍內的產業構成、工業企業空間集中的限度和建設規模。通過主導指標體系和約束指標體系的構建，合理確定產業布局和產品結構，使能源工業的開發利用既達到最佳的經濟規模，又符合資源環境等約束條件的要求，實現能源經濟的良性發展。
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西部能源，還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關系：
能源開發與生態治理的關系。生態環境保護是西部能源開發利用的前提，更進一步，構建主動型生態環境治理機制，形成資源開發與生態建設良性互動，是西部能源開發利用的重要目標。神東煤田探索出一條“從源頭控制、井上下互動、大范圍治理控制小范圍沙化”的主動型生態治理之路，不僅成功解決了煤炭開采中高產與安全、開發與環保兩大世界難題，而且實現了生態環境的逆轉，其經驗值得借鑒和推廣。
能源開發與科技創新的關系。科技創新是西部能源合理開發利用的重要催化劑。科技創新使西部有條件優化產業布局，有條件調整產業結構，有條件創新產業模式，有條件化解發展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在能源開發利用中，我們要始終以科技創新構建區域的產業布局和結構;始終以科技創新打造區域的特色優勢;始終以科技創新衡量產業層次，提升企業的競爭能力。
能源開發與城鄉布局的關系。西部能源開發與轉化要堅持走產業向基地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的道路，避免走城市建設工業區、資源開發區建設城市的傳統道路。處理好工業園區與城市之間的空間關系，避免工業包圍城市，城市包圍工業;避免工業逼迫城市搬遷，城市逼迫工業搬遷。應根據工業規模和性質，科學籌劃，形成工業園區與城市的良性互動，以工業發展推動城市建設，以城市建設促進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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