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電、光伏從業者乘坐的過山車從頂端滑向谷底，只用了短短四年。
與歐美發達國家由技術周期和經濟周期導致的產能過剩不同，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過剩邏輯”：國務院或中央部委釋放產業支持政策;地方政府在接下來的過程中起到決定作用，游說企業轉行落戶、撮合銀行信貸、落實優惠措施并初步承諾銷售渠道;為占領當地市場，企業不得不廣泛建廠，加之盛行于當下的“做大即可綁架政府和銀行”的思路，導致產能急劇擴張。
在市場需求并未明朗之時，中國的產能往往從供給側爆發，那種單純擴大需求的解決措施不僅耗費資金而且救急難救窮，就風電、光伏產業而言，化解目前的產能過剩或應從供給端入手。
中國式產能過剩
“中國當前產能過剩現象并不是單一經濟周期的現象。”
進入2013年，沒有一家光伏制造企業可以盈利。科技部在青海的調研結果令人沮喪：一些新進入的企業來不及投產就被迫停產，即使實力雄厚者，在不計算設備折舊的前提下，也只能虧本銷售，僅僅是為了勉強維持現金流不斷裂。
風電設備企業的情況與光伏類似，在多處基地大面積停產一年多后，昔日巨頭華銳風電(3.86,-0.03,-0.77%)在半年內陸續關停了8家海外子公司;金風科技(5.34,0.10,1.91%)部分生產線停產，維持生產的基地降為幾天生產一臺風機;外資企業則紛紛撤離中國。
目前，中國的新能源企業正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
據《中國風電發展報告2012》統計，2012年中國主要風電設備制造行業產能已達到30GW瓦以上，但當年國內新增風機裝機容量僅為 18GW，國外市場始終未有效打開，這導致國產設備四成以上的產能處于閑置狀態。中投顧問最新測算，2013年上半年，中國的風電設備綜合產能閑置率超過 60%。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光伏組件產能達到45GW，而當年的全球產量僅為38.4GW，即使假設組件銷售一空，中國的產能也超出世界總需求量近7GW。
在日信證券首席宏觀研究員陳樂天看來，中國的普遍產能利用率為57.8%，低于72%-74%的“合意區間”15個百分點左右，陳樂天表示，“這意味著，目前中國的產能過剩非常嚴重。”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沈建光稱，“中國當前產能過剩現象并不是單一經濟周期的現象。”
與歐美發達國家由技術周期和經濟周期導致階段性產能過剩不同，中國遵循自己的一套過剩邏輯。以中央部委的產業支持政策為先導，地方政府制定優惠政策并設置門檻，企業被迫或自愿地急劇擴張產能。
“資源換產業”的誘惑
早已落戶當地的珍貝羊絨在當地政府的游說下，做起與主業毫不相干的光伏組件行業。
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英國研究機構Solar media王超向本報記者回憶了地方政府創造產能的游說能力，2009年，Solar media應浙江省湖州市邀請規劃光伏產業園，政府負責人找到當地做小商品、紡織等各行各業人士，游說他們投資光伏產業。
早已落戶當地的珍貝羊絨即在此過程中轉投與其主業毫不相干的光伏組件，2009年5月，浙江貝盛光伏成立。
據記者了解，與貝盛光伏類似轉行做新能源的企業為數甚眾，這類企業之前是外行，為的是掙快錢。
“租個廠房。買條生產線就可開工生產，市場好的時候，一年時間收回成本。”北京鑒衡認證中心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深入研發，占領技術制高點，談何容易。中國的低端產能往往過剩。”
但地方政府也不總是笑臉相迎，受本地GDP、財政收入、就業等考核指標影響，那些沒有在本地落戶的企業很難實現銷售。
以江蘇省為例，除龍源電力一潮間帶試驗風電場(試用了9家企業的風電機組)外，安裝在本省沿海區域的風電機組如華銳風電、金風科技、上海電氣(3.22,0.03,0.94%)等，均在鹽城或大豐市建廠投資。當地的風電開發商龍源電力曾屢屢接到地方政府遞來的“條子”。江蘇省鹽城發改委曾特意下發文件給風電開發商，希望他們優先購買華銳風電的機組。
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顯然打破了華銳風電的戰略布局。
據江蘇省地稅局統計，截至2011年6月，華銳風電在鹽城累計投資達到60億元，據華銳風電統計，僅2009年完工的一期工程即可達到每年1000臺1.5兆瓦、300臺3兆瓦、小批量5兆瓦風電機組的生產能力。足夠目前江蘇省全部的風電裝機容量。
但自廠房建成至今，受市場供需變化影響，華銳風電鹽城基地開工始終零零散散，二期工程甚至根本未投入使用，在當地，與華銳風電同樣遭遇的還有金風科技、上海電氣等整機廠商。
不獨鹽城、不唯風電，自2008年國家釋放支持新能源信號以來，超過100個市縣政府宣布建設新能源產業園區。
“地方保護主義利用‘資源換產業’進行誘惑，企業不得不到處建廠，以獲取當地風能資源，再用資源去換訂單。”風電資深專家、原龍源電力總工楊校生向本報記者表示，“由此造成的擴張是非理性的，具有相當的盲目性，造成了不公平競爭，扭曲了市場。”
單純“擴大需求”存隱禍
隨著裝機規模的迅速攀升，可再生能源補貼已捉襟見肘。
在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及地方政府的撮合下，銀行的授信方向隨之傾斜。
“如果企業不精通貸款之道，銀行還會手把手傳授技巧。”一位風電設備廠商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企業的絕大部分資金都是借來的。”
不僅新能源產業，造船、平板玻璃、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產能擴張都離不開銀行的信貸擴張。
一位風電巨頭的財務總監告訴本報記者：“錢借的越多，銀行和政府越不敢讓你破產。”
據了解，這家風電企業的銀行債務達數十億元，不僅不用著急還錢，還屢屢受到銀行的延期續貸政策，條件只是“先還利息”。
“至少在我的任內不要讓企業破產。”該財務負責人引用某銀行分管副行長的話。
遵循這套獨特的邏輯，地方政府、銀行、企業合演了一出出產能過剩的中國式輪回。
如何挽救中國“風光”難題，最為廣泛的救贖之道集中在“擴大需求”，然而該方法似乎也不再奏效。
以風電為例，企業已逐漸失去擴大裝機容量及生產設備的動力。
“三北地區即使核準了風電場，我也不會去裝風機，明擺著虧本。”楊校生告訴本報記者。龍源電力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二的風電開發企業。
“三北”是中國風資源最好的區域，但受制于嚴重的棄風限電，該地區的風電場普遍陷入虧損。
而南方地區限電問題雖有緩解，但因其風資源較差、征地成本高昂、規模有限，致使建設成本居高不下，除龍源電力稱旗下來安低風速風電場可實現微薄利潤外，沒有企業敢于保證盈利。
對風電設備商而言，隨著機組價格從2007年的6000多元/千瓦降至目前的3000元/千瓦，除國電聯合動力這樣的附庸企業外，多數是賠本甩賣。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裝機規模的迅速攀升，可再生能源補貼已捉襟見肘。
華電福新能源公司副總經理劉雷告訴本報記者：“國家欠我補貼9億多元。”國電科環總工程師楊東稱，“國電集團應收補貼賬款達到近百億元。”中電聯王永干統計，截至目前，可再生能源補貼欠款共計230余億元。“可再生能源的缺口可能會越來越大。”
即使不存在上述兩方面問題，單純的擴大需求也未必見效，無論是光伏還是風電，其中國的產能已超出目前的全球需求量。
陳樂天認為，化解目前的產能過剩，應該從供給端入手。一方面，通過產業轉移，把過剩產能轉移到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如越南、柬埔寨、非洲等地區;另一方面，設定資源、能源、環保標準，淘汰一批落后產能;同時，通過企業兼并重組，提升產能的整體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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